关于身体

少年的烦恼

我从 6 岁¹开始，体型就一直处于超重状态。尽管显而易见，但总有人不遗余力地指出这一点。比如我从小听到大的“这孩子长得真壮”——这当然已经是委婉的说法了。但每次听见，我都会隐约觉得刺痛。

有些评价没有这么克制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，大约是十年前，那时我读高三。有天我一个人在教室外的走廊站着，隔壁班一位姓胡的同学当着我的面，大声对她的闺蜜团说：“我们快走，这里有个死胖子。”我和这位胡同学认识两年，加起来说过的话不超过五分钟；往上数三代，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。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，我的长相、我的身体，究竟不堪到了什么地步，竟使她憎恨到要当众羞辱我。

十年前的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默默走回教室，坐下了。我从来没有回答过任何对我身体的评价。从小到大，每一次都是如此。这成了一件非常遗憾的事：当时的沉默使我永远失去了回答的可能；而往后余生我都必须付出努力去忽视它们对我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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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体和权力

我慢慢意识到，真正难处理的其实不是一句话本身。十年前那位胡同学大概早就忘了这件事，小时候那些说“这孩子真壮”的长辈也未必怀有恶意。麻烦在于，一个人听过足够多次之后，评价者就不再需要出现了。我自己的声音会替他们完成剩下的工作。

最开始，是别人看我的身体。他们发现我比同龄人胖，于是评价它：壮、胖、太胖、死胖子。后来，即使周围没有人说什么，我也开始主动看自己的身体。我甚至会提前替别人完成判断：这件衣服会不会显胖，这个角度是不是很难看，别人第一眼是不是会注意到我的体型。一个原本来自外部的目光，最后变成了自己的目光。一种关于身体的评价，变成一种关于自我的认识。

福柯在《主体与权力》中讨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：权力可以通过“规范”来运作——即“告诉一个人什么是正常，什么是不正常；什么值得赞赏，什么应该感到羞耻。”这些规范并不会永远停留在外部。人会逐渐学会借用同一套尺度观察自己。

权力最有效的时候，并不需要有人一直站在旁边监督你。一个人可以把他人的目光带回家，安装在自己身上。而身体又很容易成为这种权力的对象。它可以被称重，可以被测量，可以被凝视，可以被排列在某种偏序集上：正常或者超重，苗条或者肥胖，好看或者不好看，自律或者放纵。前几种判断或许还有医学意义，后几种却常常在不知不觉间混在一起。于是“我的体重超过某个数字”，很容易变成“我很胖”；“我很胖”又很容易继续变成“我是一个不够好的人”。

福柯把这种过程称作主体化：人不仅被别人描述，还逐渐学会通过这些描述认识自己。体重是身体的一个状态，“胖”是别人为这个状态提供的分类，而“我是一个怎样的人”则已经进入了主体本身。

一句关于身体的话，有时会留下远远超过说话者预期的影响。说话的人只花了几秒钟，听的人却可能在此后很多年里反复替他重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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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的重建

“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”。这是我在众多关于身体焦虑的社交媒体帖子下看到的评论。但它是一句正确但几乎没有用的话。

问题恰恰在于，我们并不能简单区分“别人怎么看”和“我怎么看”。一个人的自我认识，本来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别人的目光中形成的。当这种目光已经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时，让一个人“不要在意”，多少有点像要求他不要听见自己的声音。

大学期间我选上了一门人类学选修课，《身体、爱与亲密关系》。课程里面我们主要探讨一个问题：既然我们已经被塑造成了今天的样子，那么我们是否还能重新建立自己和自己的关系？

至少对身体而言，我现在有一个答案：我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体，但我不必因此接受所有关于身体的评价。

我可以称体重、计算体脂、控制饮食、运动，减肥。这些都是我对自己身体采取的行动。但“我要改变自己的身体”和“我要避免我的身体使我成为一个低人一等的人”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前者可以来自健康、审美或者单纯的个人选择；后者则意味着我已经把别人曾经投向我的判断，变成了一套评价自己的道德标准。

我的身体可以被看见，可以被评价，也可以被我改变。但它没有义务替我回答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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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重管理的现代医学视角

现代医学对肥胖的认识，也在经历一场变化。这场变化恰好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身体的方式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肥胖不仅是一种身体状态，也是一种性格判断。一个胖的人很容易同时被认为懒惰、贪吃、缺乏自制力。体重成为了一种道德指标：瘦意味着自律，胖意味着放纵。身体的状态和人的品质，被轻易地绑在了一起。

现代医学正在逐渐拆开这种联系。换句话说，它试图重新把问题放回身体本身。

今天，越来越多的医学组织将肥胖视为一种慢性疾病。医学关心的是脂肪组织、能量代谢、神经内分泌调节、遗传因素，而不是从一个人的体重推断他的品格。

如果一个人在严格控制饮食、保持运动时能够持续减重，而一旦停止干预，体重又不断回升，那么真正需要解释的，并不是“意志力有多薄弱”，而是为什么身体总是倾向于回到原来的状态。

不同的人，面对的是不同的身体条件。有些人不需要刻意控制就能长期保持体重，而另一些人则需要长期与更强烈的饥饿感、更高的食物奖励反应，以及身体对减重的代偿机制持续对抗。对于像我这样从儿童时期就长期处于超重状态的人来说，身体的饥饿信号和进食行为本身就处于一种失衡状态。需要长期管理，需要医学干预，而不是道德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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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位胡同学早就退场了。真正持续审判我的，是我自己。每一次站上体重秤，都像在等待一个判决。可判决什么呢？判决我是否配得上“不被羞辱”四个字？这个逻辑如此荒谬，我却执行了十年。这把尺子从来就不是我的。我把它还给那个走廊，还给十年前那个刺眼的下午。

今天我站上体重秤，看见一个不满意的数字——面前有两种声音。

一种说，我还不够瘦，还不够好，还得向别人证明。接着制定一个更狠的减肥计划。这个声音我太熟悉了。它从我六岁那年就开始对我说话。

另一种说，我需要的是维护自己的身体，让它长期运转下去。合理的饮食结构，长期坚持的运动，充足的恢复，稳定的情绪，必要时接受医学治疗。体重管理是我的事。它不需要依赖他者的目光。

这是那个默默走回教室里坐下的少年心里的声音。

Footnotes

1. 再之前可能也是，但难以考证。 ↩